地交际的人叫“社会人儿”。而一个人变成了这样，也就太不务正业令人讨厌了。

我可不愿我的儿子将来是一个“社会人儿”。

我不主张年轻人培养什么“交际”能力。年纪轻轻的，时间和精力不用在正地方，“交”的什么“际”？

但是起码应该做到，在学校、在单位、在社区，因自己的存在，那小小的人际环境多了一份安定、一份亲和、一份善良友爱……

怎样才算成功的人际交往呢？前人较满足于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而现代人是不是更看重关系网络四通八达？

人生得一知己固然少点。得“一帮”也就不叫知己了，成“弟兄会”了。三五知己可也。这我有——在中学老同学和兵团战友中。我若遭遇什么天灾人祸，他们会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北京。我若中年早逝，他们会悲泪泗流。他们是我的“情感财富”，我满足于此。

关系网络四通八达？——这真可怕。听来可怕，想来更可怕。那样的人还算是一个人么？不成了一台电脑了么？

电脑网络上能产生什么知己？——只能产生有用的人或互利的人罢了。

我只知世上有一种友情如陈酿——我珍重这一种友情。我对这一种友情的原则是——绝不利用了来将自己的困难强加于人。

80—90年代的人际关系商品化，60—70年代的人际关系政治化，你同意吗？

基本如此。

商品化的人际关系，人还能保留有一部分“自主权”。你不愿对人那样，你可以不那样。你不愿别人那样滋扰你，你可以远避那样的人。

商业时代并不能将它的功利目的强加在任何人身上。

定睛细看，所谓人际关系的商品化，无不是人与人自愿的。

而在政治时代，人没有丝毫的“自主权”。政治对人的强加带有不可抗性，每一个人都无法置其度外。你不愿对人那样，你已触犯了政治。别人对你那样，也有政治要求作为正当的理由。

在商业时代，人起码拥有这样一种自由——自我隔绝的自由。自己将自己像猴子似的关在笼中，冷眼相看外面的世界或精彩或无奈。

在政治时代，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同是被政治关在笼中的猴子。笼中只有政治一种关系，政治又在笼外进行着最严厉的监管。

自行地关在笼中（如果谁真的对商业时代不堪忍受的话）总比被关在笼中强些。

相互的利用似乎也总比相互的危害更符合正面人性……

中国人，一个人是条龙，日本人，一群人才是一条龙，您同意吗？

实际上这几乎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现象——鲁宾逊不是中国人，孑然一身流落荒岛后，很像一条龙，这叫“置于死地而后生”。一个中国人陷入绝境，其自救能力一点儿也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种族的人强。现在看来，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更弱了。日本人也不只有在集群的情况下才像龙，单个的日本人也有很“强大”的。

以上那句话，据我所知，是专指中国人在国外的作为而言的，尤其专指近十几年去国外撞人生幸运的中国人而言的。好机会有限，一个中国人为了强调自己是“最棒”的中国人，往往不惜贬低自己的同胞。大多数的他们初到异域，又往往无依无靠，如鲁宾逊之落荒岛。这时他们正反的种种人生能力就被逼出来了，所以在正反两方面都有点儿像龙了。

同在异域，其他国家的人，一般体现出靠拢倾向和凝聚本能，这一点以日本人、韩国人、黑人为突出，所以说一群日本人像一条龙。而中国人体现出独闯性，怕在好机会面前自己的同胞捷足先登，或怕同胞成了自己的累赘。

如果将一些韩国人、日本人、中国大陆人、中国台湾人、中国香港人“归纳”在同一个竞争平面，那么某一个韩国人最不能容忍的是自己弱于日本人。倘那日本人居然还在他面前趾高气扬，他也许会辞职；某一个日本人却会这样想：我弱于我的同胞不算什么特别耻辱的事，但我无论如何可不能弱于中国人！而某一个中国大陆人往往会这么立志气：我弱于谁都无所谓，就是别弱于我的那些同胞呀！我一定要向别国人证明我比我的那些同胞强多了；而某一个中国台湾人是不那么甘于居中国香港人之后的，而某一中国香港人的想法是，我起码要证明自己比大陆人强一些吧！

日本人和韩国人在国外的立足意识是——怎么看待我的同胞便等于怎么看待我，所以我的荣辱和我同胞的荣辱有时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必须相互靠拢。

中国的香港人和台湾人的立足意识是——我们一向是“另一类”中国人，我们要与中国大陆人保持一定的疏离，别被与中国大陆人混为一谈。

而一个中国大陆人的立足意识也许是——怎么看待我的大陆同胞与我何干？他们越被视为弱者、不争者，则越显出我是强者、优者，则属于我的机会不是越多了么？

近年出国的中国大陆人，几乎皆有学识和专长，个体素质相当高。所以抛却了集群生存的立足意识，追求实现个人

目标的唯我机会。从正面说，个体的中国人在国外的竞争能力普遍强了，显示出一种个体中国人的龙虎之气；从反面说，同胞间的相互排斥、掣肘、倾轧，又总还是民族遗传性的猴气十足的劣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