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呀。”

“有空吗，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空不多，但听几句话的时间还是有的。你说。”

听到蒋绍征道歉，宁立夏笑了笑：“我还以为你是来兴师问罪的。对不起不必说，气着的那个恐怕是你妈妈，我的心情很好。”

“这句对不起不是替她说的。同样的事情发生两次，全是我的错。”

“再多来几次也没关系，现在的我脸皮厚，不中听的话就权当是相声。你不必诚惶诚恐，如果很为难，看在相识多年的份上，如果有下次和下下次，我保证让阿姨说痛快，绝不还口。”

“当年我妈妈的话是不是让你很难过。”

她那时的纤弱敏感他还清晰地记得，为了维持住最后的体面，总是强装笑脸，一遍遍地强调，她爸爸是个很有诚信的人，离开只是为了避开丧失理智的债主找机会，待东山再起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待。

蒋绍征无法想象在那样的情况下宁立夏亲耳听到自己不让她进门时的心情，可即便这样，她也没有扭头走掉，而是抱着最后的希望写了张纸条给他，可惜等来的却不是解释和帮助，而是莫大的屈辱。

宁立夏沉默了一下，并没有否认：“谁都有玻璃心的时候，怪我自不量力。现在不会了，因为对你再没有期待。”

“我不准你进门，本是想避免我妈妈带给你难堪。我生日的前一天，她对我说过要找你谈话。是我无能，绕了一大圈最终却没有护你周全。你给纸条的我没有看见，甚至不知道你送的礼物是哪件，在交到我手里前，东西曾被人截了下来。”

因为不想让母亲成为他们之间的心结和阻碍，更因为对调和她与宁立夏的矛盾抱有幻想，蒋绍征本不愿说出这件事。如今看来，既然母亲再无可能如他所愿地接受宁立夏，倒不如跟宁立夏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