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后，路易·德布罗意提出了最终让他载入史册的那个观点。他把它写在了一九二四年的那篇博士论文里，论文的名字和他本人一样朴实：《量子理论研究》。答辩时，大学评委会的老师们是彻底茫然的。他的语调平得叫人犯困，而且讲完就离席了，也不晓得有没有通过，因为评委会的人在听过这些东西后，都不知道该问些什么。
“如今的物理学里有一些错误的教条，给我们的想象力施了暗魔法，”德布罗意说道，用他尖细的鼻音，“一个世纪以来，世界上的现象被我们分成了两块：作为实体物质的原子与粒子，和在光以太之海里传播的无实体的光波。然而，这两个系统不能继续被分开来看了，我们得把它们统一成同一个理论，从而用它解释各种各样的变化。踏出第一步的人是我们的同僚，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早在二十年前，他就提出，光不仅仅是波，也包含了带有能量的粒子。这些光子不过是聚合起来的能量，却可以随着光波一起去旅行。许多人都怀疑这种说法，还有些人则选择闭上眼睛，不去看它揭示出来的那条新路。我们不能自欺欺人；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我们在讲的是物理学中最珍贵的一样东西。这是光啊，它不仅让我们看见了这个世界的形状，还把装点着银河系旋臂的星星和隐藏在事物背后的核心展示给了我们。然而，它不是单一的，而是双重的，它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存在着。所以，我们不是试图用条条框框给自然界所表现出来的无数形式分类吗？光超越了这些类别，它既是波也是粒子，同时居住在这两种秩序里，拥有像两面神雅努斯的脸一样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身份。也跟这个罗马神似的，它同时表达着连续和离散这两种矛盾的性质，它是局部也是个体。反对这种启示的人中有这么说的：接受这种新观念，就意味着背弃理性。而对他们，我想说：其实所有物质都有二象性。不仅光有这种分裂，神用来创造宇宙的每一个原子都有这种分裂。你们手中的这篇论文就证明了，每种物质粒子，不管是电子还是质子，都有一种对应的波可以带它们穿越空间。我也知道，有很多人会质疑我的推理，我就坦白说吧，这都是我闭门造车造出来的。我也承认它很诡异，万一哪天被证伪了，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可是，今天我要绝对肯定地告诉你们，任何事物都在以两种方式存在着，没有什么是像它们看起来的那样牢固的。孩子们手里的石头，哪怕瞄准的是懒洋洋的站在树枝之间的麻雀，也会像水那样从指缝中溜走。”
德布罗意疯了。
一九〇五年，爱因斯坦提出光有“波粒二象性”时，所有人都觉得他走得太远了。不过，光毕竟还是非物质的，批评家们说道，会用这种怪异的方式存在倒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可物质就不同了，一个个都是实实在在的，怎么能拥有跟波一样的表现呢？不可想象，没有比这更对立的两样东西了。归根结底，一个物质粒子就好像一小粒金砂，仅存在于一个特定的空间，在世界上只占据着唯一的位置。我们是可以看到它的，可以确切知道它每分钟都在哪儿，因为它的质量是集中的。所以如果有谁把它扔出去，中途撞到什么了，就会弹回来，且着地也是在一个定点。而波呢，就跟海水一样，是广阔而浩大的，在一个巨大的表面上延展。正因如此，它同时存在于很多个地方，海浪打在岩石上的时候，也会绕开它继续前进。如果两个波浪遇上了，也会冲抵、消失，或是不受影响地穿过对方。而且，假如有个波浪拍上了海岸，也会遍及海滩的许多个地方，且不一定是在同一个时间。两种现象从本质上就是相反和对立的，表现截然不同。可德布罗意说，所有原子都和光一样，同时是波与粒子；时而是前者，时而是后者。
德布罗意的这个观点和当时普遍的认知是背道而驰的，评委会不知道怎么评价。一篇简简单单的博士论文就要求他们用全新的方式来看待物质，这是极为罕见的。组成评委会的有索邦大学的三盏长明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让·巴蒂斯特·皮兰、著名数学家埃利·嘉当和结晶物理学家夏尔·维克多·莫甘，外加一名特邀教授，来自法兰西公学院的保罗·朗之万，可他们谁都理解不了德布罗意这个年轻人提出的革命性的想法。莫甘拒绝相信物质波的存在，而在给莫里斯·德布罗意的信里——他迫切想知道路易能否取得博士学位——皮兰写道：“我唯一可以告诉你的是，你弟弟很聪明。”朗之万也一时语塞，但他寄了份副本给爱因斯坦，看这位物理学教皇能不能读懂这位法国翘鼻小王子都说了些什么。
爱因斯坦是几个月后才回他的。
耽搁了这么久，朗之万都以为他那封信寄丢了。在索邦大学的一再催促下，必须要做出最终裁决了，他只得又给爱因斯坦去了封信，问他有没有抽空读过那篇论文，里面的东西有没有意义。
回复是两天之后到的，德布罗意一下子就被捧上了神坛。在他那篇论文里，爱因斯坦看到了物理学的一条新路的起始：“他掀开了大幕的一角，量子世界是我们这代人最大的困境了，而这是其中的第一缕微光。”
三、耳中的珍珠
一年后，德布罗意的论文落到了一位优秀却失败的物理学家手里，物质波在他脑中不断延展，被放大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比例。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困扰着整个欧洲的苦难，埃尔温·鲁道夫·约瑟夫·亚历山大·薛定谔亲身经历了一大半。他破产了，得了肺结核，父亲和爷爷在短短几年内相继去世，外加一系列个人生活和职业上的羞辱，最终断送了他的事业。
相较之下，他的大战岁月倒是惊人地平静。一九一四年，他作为军官，被派到了威尼托平原，去指挥奥匈帝国的一小支炮兵队。去意大利时，薛定谔是自掏腰包买了两把手枪的，可从没机会用到。他被转移到了意大利北部上阿迪杰地区的一处山中要塞，享受着新鲜空气，而在他脚下两千米的地方，不计其数的士兵挖起了战壕，并死在其中。
他唯一真正的惊吓发生在他在要塞塔楼上担任瞭望员的那十天里。薛定谔看着星星睡着了，一醒过来，只见一排光亮在山坡上前行。他一下子就弹了起来，从光亮覆盖的面积来看，至少有两百人，是他队伍人数的三倍都不止。可能要参与真正的战斗，他害怕极了，从房间的这头跑到那头，就是想不起来，哪种警报是他该发的。他正要去摇铃，突然意识到，那光亮是一动不动的，再用望远镜一看，原来只是圣艾尔摩之火：由于暴雨将至，要塞周围的铁丝网尖端堆积了静电，就冒出了等离子的“火苗”。薛定谔被彻底迷住了，他望着那些小小的蓝色光点，直到最后一处消失。终其一生，他一直都在怀念那串奇异的冷光。
他就这样无所挂念地度过了战争的日子，等待着从未到来的命令，撰写着无人阅读的报告，陷入了一种极端闲散的状态。他的下属都抱怨说，他不到午饭时间不起床，吃完又要睡上一下午的午觉。他二十四小时都很困，站不到五分钟。而且他似乎把战友们叫什么都给忘了，仿佛有什么腐蚀性的瘴气侵入了他的大脑。虽说他也尝试过用这闲暇时间翻翻同事从奥地利寄来的物理学文章，可他集中不了注意力；他的每一个想法都会绊在下一个上面，他都觉得，这乏味的战争是不是让他患上了精神病。睡觉，吃饭，打牌。睡觉，吃饭，打牌。这也叫生活吗？他在日记中写道。我都没在想战争何时结束了，这样一个东西，它可能结束吗？而到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奥地利签署停战协议时，薛定谔回到的是一个被饥饿所围困的维也纳。
接下来的几年里，他眼看着他从中成长起来的世界彻底崩塌了：皇帝被废黜，奥地利成了共和国，他母亲在赤贫中熬过了生命的最后几个月，被盘踞在她乳房里的肿瘤啃噬着身体。薛定谔没能挽救他家族的油毡厂；战争结束了，可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封锁仍在，它破产关门了。战胜国眼睁睁地看着奥匈帝国分崩离析，数百万人挣扎求生，没有食物和煤炭来过冬。一时间，维也纳的大街上满是残缺不全、身背战场幽灵的士兵们，被壕沟中的毒气所破坏的神经把他们的五官扭成了狰狞的形状；他们的肌肉抽搐着，旧军服上的奖章也跟着晃了起来，像麻风病院的铃铛一样叮当作响。管制着百姓的军队和他们所要平息的对象一样地虚弱和饥饿；他们每天收到的肉不足一百克，上面还会钻出白花花的肥虫。而当军队分发起从德国运来的那一丁点食粮时，现场总是一片混乱：某次骚乱中，薛定谔见众人把一名警察从马上推了下来；也就五分钟吧，那匹马就被围在那儿的上百个妇女大卸八块，一点肉也没剩下。
薛定谔靠微薄的工资生存着，偶尔会去维也纳大学教教课，剩下的时间则无所事事。他努力把叔本华给啃完了，并由此认识了吠檀多哲学，同时了解到，在广场上被肢解的那匹马，它惊恐的眼睛也是为它的死而哭泣的警察的眼睛，啃着生硬的马肉的牙齿也就是在山上嚼着牧草的牙齿，而那颗从马胸中掏出来的心脏溅在那些妇人脸上的正是她们自己的鲜血，因为所有个体的表现都只是梵天的映像，他才是世间一切现象背后的绝对的真实。
一九二〇年，他和安妮玛丽·伯特尔结了婚，但婚前洋溢在这两位情人间的幸福只持续了不到一年。薛定谔找不到好工作，而他妻子当秘书一个月的工资比他当老师一年挣得还多。他逼她辞了职，而他成了个流浪物理学家，从一个没钱的岗位跳到另一个更没钱的，还拖着他的老婆：他从耶拿去了斯图加特，从斯图加特去了布雷斯劳，又辗转去了瑞士。到了那儿，他似乎转运了，被任命为苏黎世大学理论物理的带头人，可才过了一个学期，他就因为急性气管炎而被迫停课，这也成了他肺结核的萌芽。他不得不去山里待了九个月，呼吸清洁的空气，和他妻子一起被送到了奥拓·赫维希医生开在瑞士阿尔卑斯地区的阿罗萨村里的一家疗养院，后来几年，每次他肺部状况恶化时，总会回这儿来待一段。这是他第一次来，在魏斯峰的阴影下接受了严苛的高海拔治疗，病几乎痊愈了，虽说留下了个谁都没法解释的后遗症：近乎超自然的听觉敏感。
一九二三年，薛定谔三十七岁，终于在瑞士安定了下来，过上了舒服的日子。他和安妮都有好几个情人，但都容忍着对方的不忠，平静地生活在一起。唯一让他良心不安的是他对才华的浪费。他从小智力优势就很明显：在学校里，他的成绩总是最好的，还不仅仅是他喜欢的科目，而是所有。他的同学们都习惯了，埃尔温什么都知道，以至于几十年后，其中有个人还记得小薛定谔没能答上来的唯一问题：黑山的首都在哪里？天才的名声一路伴随他来到了维也纳大学，他的本科同学在提到他的时候，用的词也是“那个薛定谔”。他对知识的渴求涵盖了科学的所有领域，包括生物和植物学，可他同时还痴迷于绘画、戏剧、音乐、语言学和经典作品研究。这种抑制不住的好奇，加上他在精确科学中展现出的显而易见的天赋，使得他的老师们都预言说，他会有个辉煌的未来。然而，随着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那个薛定谔已经泯然众人。他发表的文章里，从没有哪篇是为学界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他没有兄弟姐妹，也没跟安妮生过孩子，万一他在这个年纪死了，这个家族的名字也就永远消逝了。生理和智力上的双重不育让他想到了离婚；或许他该抛却一切，从头开始，可能他该把酒瘾给戒了，对女人不再见一个追一个；要么就干脆忘掉物理，一头扑进能唤起他激情的另一种事物里。也许吧，也许。这一年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想着这个，可他做的唯一的事就是跟他老婆吵架，越吵还越凶，趁着她跟他同系的同事，荷兰物理学家彼得·德拜搞到了一起，还分外地热烈。他觉得没什么盼头，未来越来越灰暗了，也有越来越多的重复。这么一想，他就又一次地跌入到了大战时期把他摧垮的那种懒散里。
就是在那样的状态下，他接到了他系主任的邀请，请他开个讲座，讲讲德布罗意的理论。薛定谔以一种打学生时代起就从未有过的热情投入了这项工作。他翻过来倒过去地分析了法国人的研究，也跟爱因斯坦一样，当下就发现了王子这篇论文的潜力。他终于找到了一处可以下嘴的地方。做讲座的时候，他在整个物理系面前趾高气扬的，像在介绍他自己的想法：他解释说，量子力学，别看它造成了这么多的问题，它是可以用一个经典范式来驯服的。要探究这个尺度，根本不用改变我们学科基本的原理，不用一大一小两种物理学。而且我们都可以解脱了，那该死的神童，沃纳·海森堡，我们再也用不上他可怕的代数了！薛定谔说道。引起了同事们的一阵哄笑。如果德布罗意是对的话，所有原子现象就有一个共同的属性了，甚至说，它们不过是一种永恒基质的个体表现罢了，埃尔温放言道。可正当他要发表总结陈词，德拜生生把他打断了。用这种方式来看待波，德拜道，是相当愚蠢的。说物质是波构成的，这是一回事，但要讲明白它是如何波动的，就是另一回事了。但凡薛定谔先生说话还想保有一丁点的严谨，他也该拿个波方程出来。没有方程，那德布罗意的论文就跟他们那些法国贵族一样，既迷人又没用。
薛定谔夹着尾巴回家了。德拜可能是对的，可他的言论不仅粗野无礼，而且完完全全就是恶意的。狗屎荷兰人，我早就烦他了，瞧他盯着安妮的时候的那副样子吧，她怎么回看他的就不提了……狗崽子！埃尔温把自己锁在了书房里，喊着：来舔我屁眼儿啊！吃屎去吧！都他妈给我去死！他拿桌椅出气，摔书，直到一阵咳嗽叫他跪了下来，在离地几公分的地方喘着，用手帕捂着嘴。把它拿下来的时候，他就看见一摊血，像一朵盛放着的巨大的玫瑰。再也没有比这更明确的标志了：他的结核病复发了。
薛定谔是圣诞节前不久到的赫维希疗养院，发誓不研究出一个可以堵住德拜狗嘴的方程就不回苏黎世去。
他又搬进了上次的房间，隔壁住的就是院长奥拓·赫维希的女儿。这位院长把整个疗养院隔成了两个部分，一边住着重症患者，而另一边则是像薛定谔这样的病人。妻子死于分娩并发症之后，院长一直一个人过，照管着他青春期的女儿。这女孩儿四岁时就得上了肺结核，作为父亲的奥拓很自责，因为她从小就在病人膝下爬来爬去的。她曾目睹成百上千个和她患有同样疾病的人相继死去，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她浑身散发着一种超然的平静、清澄脱俗的气息；只有在她肺里的细菌醒过来的日子，这种气质才会被稍稍扰乱。到了那时，瘦得不成样子的她就会穿着沾血的裙子游荡在疗养院的走廊里，两边的锁骨似乎下一秒就要扎穿她的皮肤，就像初春时的鹿角。
薛定谔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她只有十二岁，但即便是在这个年纪，也叫他目眩神迷。在这点上，埃尔温也和其他患者一样，都着了这个怪女孩的魔：他们所有人发病和缓解的周期似乎都跟赫维希小姐同步了。她父亲觉得，这是他做了一辈子医生见过的最神秘的现象，可以类比动物王国的一些奇观，譬如椋鸟的同步飞行、蝉的狂欢，或是蝗虫的变态——这种孤僻温驯的昆虫突然就变换了尺寸，改换了性格，成了一场无法平息的灾害，它们可以夷平一整个地区，然后大量死亡，为生态系统提供过量的营养，叫当地的鸽子、乌鸦、喜鹊、野鸭和乌鸫吃撑到飞不起来。女儿健康的时候，院长敢打赌说，他不会失去任何一个病人；而只要她一发病，他就知道，马上要有空床了。这女孩已经不止一次濒临死亡，每到这个时候，她就像一夜之间变了个人一样：她会体重大减，仿佛缩水了一半，一头金发变得像新生儿一般纤细，而她的皮肤，平日里已经跟死尸一样白了，这会儿则是近乎透明。在生死世界间的来去剥夺了她童年的快乐，而回报给她的是远超她年龄的智慧。卧床数月，她不仅看完了她父亲的科学类藏书，连出院患者留在那儿的，以及慢性病人收到的那些赠书，也都被她一一读完了。不拘一格的阅读和持续的禁闭赐予了她异常清醒的头脑和一颗永不满足的好奇心。薛定谔上次来的时候，她就缠着他，问了许多关于理论物理最新进展的问题，她似乎紧跟着时事，尽管她和外界几乎没有接触，最远也就是去去疗养院周边。年仅十六岁的赫维希小姐，其心智、仪表和气场已经像个比她大得多的女人了。薛定谔则正相反。
他将近四十了，长得仍然像个年轻人，心气也像青少年。跟同龄人不同，他极不正式，穿得也像个学生而不是老师，这常常给他带来麻烦：有一次，他在苏黎世一家酒店用他自己名字订了房，可前台以为他是流浪汉，就不肯给他钥匙；还有一次，他去参加一场著名的科学会议——他确实受邀了——却被保安给拦住了，只见他满头是灰，鞋子上包着一层泥，原来他是爬山过来的，任何有身份的公民都会选择火车。而赫维希医生对于薛定谔这种有点反常规的性格是十分了解的，后者常会带着情人过来，但即便如此（或者说正因如此），院长对他尤其敬重，只要这位物理学家身体允许，两人就会出去滑上很久的雪，或是到附近去登山。那回薛定谔入院的时候，恰巧遇上这位医生时隔多年，终于想让他女儿融入社会生活看看。为此，他给她报了达沃斯最有名的女校，可入学的时候，她数学没考过。于是，薛定谔前脚刚踏进疗养院，院长就凑上去问他，能不能抽几个小时辅导一下他的女儿，当然，只要他的健康状况和工作安排允许。薛定谔尽可能礼貌地拒绝了这个请求，随后就一步两蹬地上了楼，只觉身后有什么东西在推着。从他感受到山间稀薄空气的第一分钟起，就有什么在他想象中成形了，而他知道，任何的分心，哪怕微乎其微，都有可能消解这种魔力。
他进了房间，没脱大衣和帽子，就坐到了桌前。他打开本子，开始记录他的想法，起初很慢，没什么条理，后来则快得像发疯一样，精神越来越集中，仿佛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他一连工作了几个小时，没站起来过一次，背脊骨从上到下地痒，只有当太阳微露在地平线上，他累得都看不清纸上写的什么了，他才爬上床去，穿着鞋就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他嘴唇裂了，耳朵里嗡嗡作响，头疼得像喝了一整晚的酒。他打开窗户，放了点冷空气进来，好让自己醒醒，紧接着就坐到了椅子上，迫切地想检查一下昨天灵光一现的成果。笔记翻着翻着，他的胃里就开始翻腾了：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他从前往后、从后往前读了好几遍：全无意义。他看不懂自己的推导，不明白是怎么从上一步过渡到下一步的。而在最后一页上，他找到一个大致的方程，跟他要的那个很类似，可是跟前面的东西又没有任何明显的联系，就像有谁在他睡觉的时候偷偷溜进了他的房间，把它写在那儿了，给他留下了一个解不开的谜题，就光光只是想折磨他。而前一天晚上的脑力风暴，他此生最激烈的一次，放到此时再看，也跟可悲的自大狂发作，或是业余物理学家的胡话没多大差别。他揉了揉太阳穴，想让神经稳定下来，顺便赶走在他脑中嘲笑他的德拜和安妮，可他难受坏了。他抄起本子就往墙上扔，纸页都从脊骨上脱开了，散落一地。他烦透了自己，就换了衣服，低着头下到了餐厅里，随便找了张空位子坐下。
叫服务员过来点咖啡的时候，他才发觉，这是重症病人吃饭的时间。
他对面坐着的老妇，他最先注意到的是她细长的手指，那显然是由数个世纪的财富和特权雕琢而成的，而在她端着的茶杯背后，那张脸的下半部分已经完完全全被结核杆菌给腐蚀了。薛定谔试图掩饰恶心，可他就是移不开眼睛，生怕自己的身体也会遭遇这样的变形，在少部分患者身上确实会发生类似的情况，他们的淋巴结会肿得像一串葡萄。而这位夫人的不适传遍了整张桌子，只几秒钟的工夫，桌上半数的食客——和她一样被毁容的男男女女——都看向了这位物理学家，仿佛他是一条在教堂走廊上拉屎的狗。薛定谔正准备撤退，却感觉白色桌布下，一只手放上了他的大腿。这不是情色意义上的爱抚，却无异于一次电击，他立刻就恢复了镇定。他转头看向了手的主人——她的手指还在他膝头附近搭着，像只收拢翅膀的蝴蝶——见是赫维希医生的女儿。薛定谔没敢冲她微笑，怕吓跑她，用眼神谢过她之后，他就专心喝他的咖啡了，尽可能一动不动。与此同时，平和的气氛在他周围散播开来，从一张桌子到另一张桌子，就好像那女孩不仅触碰了他，在同一时间还触碰了在座的所有人。当整个屋里只剩下碗碟轻柔的碰撞声时，赫维希小姐把手收了回去。她站起身，捋了捋裙子上的褶子，朝门口走去，仅仅停下问候了两个孩子。这俩孩子是双胞胎，此刻都搂住了她的脖子，说不亲一下就不放她走。薛定谔又要了杯咖啡，可他没工夫品尝，就一直坐在那里。待所有人都走了，他到前台借来了纸笔，给赫维希医生留了个条子，说，帮他女儿补课这件事，他不仅愿意，而且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为了不影响薛定谔的作息，赫维希医生提出，可以在女儿的房间里上课，反正两个房间是通的，其中一面墙上嵌了个门。该上第一堂课的那天，薛定谔打扮了一上午。他洗了个盆浴，仔细刮了胡子，本想让头发就那么散着的，后来还是梳了，他知道，自己又高又宽的额头常会给女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简单用了顿午餐，到下午四点的时候，他听见门那边的锁头响了，接着是两下几乎听不见的敲门声，他突然勃起了。为此，他不得不坐了下来，等了几分钟，才转动把手，踏进了赫维希小姐的房间。
一进屋，薛定谔的鼻子火速充满了木头的气味，虽说墙上的橡木镶板几乎是被上面挂着的成百上千只甲虫、蜻蜓、蝴蝶、蟋蟀、蜘蛛、潮虫和萤火虫给彻底挡住了。它们或是用大头针钉着，或是装在小玻璃罩里，模仿着它们自然栖息的环境。而在这个巨大的昆虫馆中央，赫维希小姐正坐在一张书桌后面看他，仿佛他是她的又一个标本。这女孩放射出的那种威压感让埃尔温瞬间觉得，他才是那个羞怯的学生，而他迟到这件事让面前这位老师感到不耐烦了；他很夸张地朝她行了个礼，她忍不住笑了。物理学家得以窥见了她小小的牙齿和微微外分的门牙，而只有到了这一刻，他才看清她的真面目：她也就是个孩子。他一想到从餐厅偶遇开始自己萌生出的那些幻想，就羞愧不已。他拉了把椅子过来，紧接着就看起了入学考试的那些题。女孩思维很快，埃尔温惊讶于有她陪伴时的快乐，虽说他对她的欲望已经消散了。他们学了两小时，几乎没有说话，而等她解完最后一题，两人敲定了下一次课的时间，女孩倒了杯茶给他。薛定谔喝着茶，女孩就把她爸爸抓来、她负责制作和保存的昆虫拿给他看。而当她暗示说，她不想再多占用他时间的时候，薛定谔才意识到，天已经黑了。他是在门槛上跟她道别的，又像开始一样行了个屈膝礼，赫维希小姐也又笑了，跟第一次一样。再然后，埃尔温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自觉可笑极了。
他累坏了，可又睡不着，眼一闭，就会看到赫维希小姐伏在书桌上的样子，蹙着鼻头，用舌尖润湿着嘴唇。他只好起床，把前一天早上扔到地上的纸又捡了起来。他想把它们排好的，可连这个都大费了他一番工夫。他已经分不清是从哪个推出哪个了，唯一清楚的只有最后一页上的那个方程，它完美地捕捉到了原子内部电子的运动，尽管乍一看，跟前面写的没有丝毫的关系。他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事。他怎么能创造出一种连他自己都不懂的东西呢？这也太荒谬了！他把那几张纸又夹回到了散开的本子里，把本子锁进了抽屉。然而，他还不想认输，就研究起了他六个月前开始写的一篇文章，讲的是他在战争中碰到过的一个奇异的声音现象：一次大爆炸过后，声波在远离初始点的过程中不断减弱，可在约五十公里的地方，又突然变强了，像重生了一样，且力度比开始时还要大，就仿佛它在空间中前进，同时在时间轴上又倒退了。对薛定谔来说——他有时都能听见旁边人的心跳——已经熄灭的声音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再生让他十分着迷。可哪怕他再努力再用心，顶多二十分钟，他的思绪又会回到赫维希小姐身上。他爬回到床上，往嘴里塞了把安眠药。当天晚上，他做了两个噩梦：第一个，一波巨浪冲碎了他的窗玻璃，把房间整个儿都淹了；第二个，他漂在一片汹涌的海上，离海滩只有不几米，他筋疲力尽，勉强能把鼻子抬到水面上，可他不敢上岸：有位美女正在沙滩上等他，她皮肤黑得像炭，正在她丈夫的尸体上跳着舞。
虽然做了两个梦，他起来的时候心情不错，精力也充沛，他知道，十一点的时候，赫维希小姐会等他去。然而，实际见到她的时候，他就发觉，她的状态撑不了一节课。她面容苍白，眼窝发黑，说她几乎一整晚都在帮他爸爸观察，一只雌性蚜虫是怎么生下几十只幼虫的。很神奇，但也很可怕的是，女孩告诉他，那些幼虫，只过了几小时，就又能开始生育了；也就是说，当它们还在自己母亲体内的时候，它们的肚子里就已经在孕育下一代的幼虫了。三代蚜虫一代套着一代，像恐怖版的俄罗斯套娃，形成了一个超个体，展示着自然界生殖过剩的倾向。有些禽类孵化出的后代会多于它们有能力养活的，就逼迫大一点的雏鸟去杀掉它们的弟妹，把它们推出巢外。某些鲨鱼更糟，赫维希小姐说，比如小角鲨，他们在母亲子宫里的时候就是活的了，牙齿已经发育到了足以吞吃后孵化的那些幼鲨；这样的兄弟相残会给予它们足够的营养，撑过它们最初几周的生命，那会儿的它们还很脆弱，会成为某些鱼的肉饵，而等成年之后，它们会反过来以那些鱼为食。在她父亲的指导之下，赫维希小姐把三代蚜虫分装到了三个玻璃瓶里，瓶里被灌入了杀虫剂，后者会把玻璃染成一种美丽的蓝色，让人以为见到了天空的原色。那些虫子差不多是当场就死了，她做了一整晚的梦，眼前都是它们覆着蓝色粉末的小脚，所以几乎没有休息。她没法集中精力上课，她说，但有没有可能请薛定谔先生陪她绕着湖走走呢，看冷空气能不能帮她恢复点体力。
外边是一派冬景。湖的边缘冻了起来，薛定谔饶有兴致地捡着那些小小的冰粒，看它们慢慢融化在他温热的手里。绕到湖的最远端时，赫维希小姐问他在研究些什么。薛定谔跟她讲起了海森堡的想法与德布罗意的论文，又谈到了他来院里的第一天晚上那所谓的顿悟和他诡异的方程。乍一看，它很像物理学家用来分析海浪，或是声波在空气中的传播的方程，可是，要让它适用于原子内部，适用于电子的运动，薛定谔就不得不在他的公式中引入了个复数：-1的平方根。从实际上讲，这就意味着，他的方程所描述的波，部分脱离了三维空间。它的波峰和波谷位于一个只能用纯数学描述的高度抽象的王国，是在多维中旅行。正因如此，哪怕再美，他的波也不属于这个世界。他的新方程成功地把电子描述成波了，这点他很清楚，问题是，它是怎么他妈的动的呢？当他讲这些的时候，赫维希小姐已经坐到了湖边的一张长凳上。物理学家挨着她坐下，她打开手中的书，把其中一段念了出来：“鬼魂一个接着一个，像生与死的幻觉之海中的浪。生命里什么也没有，除了物质与精神的各种形式的升降，而不可探知的真实永存。每个造物中都沉睡着无尽的、不为人知的隐秘的智慧，可它注定是要醒来的，撕碎感官思维的那张轻薄的网，搅碎它的肉蛹，征服时间和空间。”薛定谔听着听着，就发觉，这正是他痴迷多年的想法，而赫维希小姐告诉他，去年冬天，有个作家来院里住了段时间，那人在日本待了四十年，皈依了佛教，她东方哲学的第一课就是他教的。那天下午余下的时间，薛定谔和她谈起了印度教、吠檀多和大乘佛教，热情高涨——两人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发现了一个共同的秘密。当两人看见一道闪电照亮了远处的群山，赫维希小姐说，他们得赶紧回去院里，不然要被暴雨淋了。薛定谔想找个理由不让她走，这不是他第一次迷上一个这么年轻的女人，但赫维希小姐不一样，她身体里有种东西，让他原地缴械，卸下了他所有的自信，以至于到了院里的楼梯下面，他都不知道该不该把胳膊伸过去给她扶，而他一犹豫，就在楼梯边缘滑了一下，扭到了脚踝。大家不得不用担架把他抬回了房间，他脚肿得厉害，是在赫维希小姐的帮助下才得以脱了鞋子上了床。
接下来的那几天里，赫维希小姐同时扮演着护士和学生的角色。早上，她会给他送饭、拿报纸、逼他喝下她爸开给他的药、借个肩膀给他，好让他跳着去上厕所。这短暂的接触让薛定谔心心念念，他一天能喝上三升水，只为找到个靠近她的借口，而这些无谓的移动所造成的痛苦都被他抛在了脑后。而到了下午，他们会继续上课。第一天，她是搬了把椅子坐在床脚，可薛定谔要费很大力气才能看到她的练习簿，于是她就坐到了他边上，近得他都能感觉到她身上散发出的热量。他几乎抵挡不了触碰她的渴望，可他还是竭尽全力一动没动，怕吓到她，尽管这种过分熟悉的感觉似乎完全未令她困扰。她一出房间，他就会自渎，他闭上眼睛，还能看见她坐在他身旁，但完事之后，他又会有种巨大的负罪感。没有她的帮忙，他走不到厕所，于是只能用藏在床下的一条毛巾略微清洁一下，像个和爸妈一起住的少年。每次他这么做的时候，都会暗自发誓，第二天一定要跟赫维希医生说，把课给停了，还要给他老婆打电话，叫她来接他，他再也不到这疗养院来了，哪怕像流浪汉一样咳死在街上。怎么都比这幼稚的迷恋来得好，而两人在一起越久，这种情感就越强。当她把一本精美的插图版《薄伽梵歌》送给他时，他放胆向她坦白了研习《吠陀》以来就一直在折磨他的一个反复出现的梦。
在那个噩梦里，伽梨女神像只巨大的甲虫，坐在了他的胸口，压得他无法动弹。她戴着她的人头项链，用诸多手臂挥舞着剑、斧和匕首，把舌尖的鲜血和从肿胀的乳房中喷出的乳汁都溅到了他的身上。与此同时，她还在摩挲着他的裆部。他经不住挑逗，就硬了起来，而就在这一刻，她斩断了他的生殖器，把它吞了下去。赫维希小姐面不改色地听他讲完了，又告诉他，这不是噩梦，是祝福：在所有女性形象的神里，伽梨是心最善的，因为她给予孩子们的是解脱，她爱他们，这种爱超越了人类的理解。她黑色的皮肤，她说，就是超越形体的虚空的象征，那是孕育了所有现象的子宫。而她的头骨项链则是她从身份认同的主要客体中解放出来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肉身。薛定谔被黑色地母所阉割，这是人能收到的最大的礼物了，只有经历了这样的切断，他的新意识才能冒头。
每天被幽禁在床上好几个小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分散注意力的薛定谔在他的方程上取得了极大的进展。随着它越来越接近最终版本，它的强大以及它涵盖的范围之广都开始显现了出来，而它在物理方面的意义也让薛定谔觉得愈发怪异和不解。在他的计算里，电子像云一样弥漫在了原子核周围，像波一样困在了泳池的四壁之间。可是，这种波是真实现象吗，还是说，只是个计算技巧，可以算出电子每时每刻都在哪里？而更难理解的是，他的方程不是一个电子对一个波，而是一个电子对着许许多多的波，且都是叠加在一起的。所有这些波描述的都是同一个客体吗，还是说，每个波都代表着一个可能的世界？薛定谔倾向于后者：这些波是对某种全新事物的一瞥，其中的每一个都标记着电子从一种状态跃迁到另一种状态时生出的宇宙的短暂的闪烁，它们会不断分出枝杈，直至无限，就像因陀罗网上的宝珠。然而这是不可想象的。他绞尽脑汁也没有搞明白，他原本的意图是那样的，怎么就偏成了这样。他本想简化亚原子世界的，他寻找的是万物共有的属性，却制造出了一个更大的谜团。沮丧让他无心工作，除了脚踝上的痛，他满脑子只有赫维希小姐的身体。她这两天都没有来上课，去帮她父亲准备圣诞节的庆典了。
平安夜，院里所有的病人，不管病成什么样，都会参加到一个庆典之中，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庆典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它涵盖了全欧洲甚至黎凡特以东的各种习俗、业已消逝的异教的小仪式，它们庆祝的不是基督降生，而是冬至，十二月二十一日北半球最长最黑暗的夜晚已经过去了，光明得以回归。病人一成不变的作息中止了，他们像罗马农神节那样，半裸地走在走廊上，吹哨，敲鼓，摇铃，然后选择自己的化装，去参加一场盛宴。薛定谔讨厌这种庆祝，赫维希小姐回来上课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跟她抱怨这低能儿的狂欢制造出的地狱般的噪音弄得他整晚都睡不着。而在物理学家惊异的目光里，赫维希小姐把耳环摘了下来，拿到嘴边，从扣针上咬下了珍珠，用裙摆擦了擦，俯身把它放进了他的耳朵。她告诉他，她自己偏头痛时也会这样，让他留着，感谢他为她付出了这么多的时间。薛定谔问她今年参不参加庆典，心里想着她裸着身子、戴着面具的样子，尽管他知道，她从来都不去。她坦言道，她讨厌圣诞节，院里死人最频繁的就是这个时候，连筵席的迷醉和舞蹈的狂热都不能让她忘记这么多的死亡。薛定谔想要回答她的，可她突然往后倒在了他的床上，仿佛有颗子弹射中了她的胸口。“知道我出去以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她笑问道，脸上像在发光，“我要喝醉了，跟我能找到的最丑的男人上床。”“为什么是最丑的？”薛定谔问道，把珍珠从耳朵里掏了出来。“我希望第一次只属于我。”她转过头来，看着他的眼睛。薛定谔问她，难道她从没跟男人一起过吗？“没有男人，没有女人，没有动物，没有鸟，没有兽，没有神，没有魔鬼，没有生物，没有灵体，没有那个，没有这个，也没有别的。”赫维希小姐一边念叨着，一边慢慢坐了起来，像具尸体渐渐回到了活人的世界。薛定谔再也忍不住了，说她是他见过的最迷人的造物，从她在餐厅里碰过他之后，他就被她彻底迷住了。他们共度的这一点点时间是他近十年来体验过的最大的幸福，只要一想到她，他全身就会充满能量，而回去苏黎世的念头让他十分恐惧，因为他确信她会通过入学考试，马上要开始她的寄宿生活，他就再也见不到她了。赫维希小姐平静地听他说着，眼睛看着窗户；玻璃的另一边，一排无穷无尽的小光点正从山谷蜿蜒而上，去往魏斯峰顶，千万火把随着朝圣队伍的行进和太阳消失在地平线上而变得愈发耀眼。“小时候，我对黑暗有种无法控制的恐惧，”最后，她说道，“我会整晚醒着，看书，点上我爷爷送的蜡烛，只有天亮了才能睡着。那段时间我身体太弱了，我爸都不敢罚我，那他是怎么解决的呢，他告诉我，光是一种有限的资源，用多了就没了，黑暗就将统治万物。出于对无尽的黑夜的惧怕，我熄掉了蜡烛，但与此同时，我也养成了一个更怪的习惯，我会在天黑之前上床。夏天不难，太阳很晚才落山，我全天都可以利用，可到了冬天，吃完午饭没几个小时就要上床了，而且一年到头，最糟的就是冬至这个晚上。院里就那么几个小孩，会一直玩到半夜，在走廊里跑啊、跳啊，而我呢，得等到第二天早上才能去捡他们在黑暗中掉到地上的糖果，用被踩过的装饰彩条编花环。到我九岁的时候，我决定直面我的恐惧。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对这扇窗户，我站着，看太阳坠落在地平线上，快得像被一种超越引力的力量所牵引，仿佛它厌倦了闪耀，要永远熄灭了。我正想钻到被子里去哭去，就看见了路上的火把。我还以为是我的想象呢，因为那段时间，我总把梦和现实混在一起，可随着那些光点越升越高，我看清了那些手拿火把的人的轮廓。只见他们把一个巨大的木雕点着了，男男女女都围着它跳起了舞。我打开窗，听见他们的歌声被山里冰冷的气流给送了过来，无比地清晰。我以最快的速度穿上了衣服，求我爸带我到篝火那儿去。他见我这么晚还醒着，吓了一跳，就把一切都丢下来陪我。我俩一起走了过去，手拉着手，我手心都出汗了，虽然很冷；后来我们每年都会过去，也不管天气如何，我的健康状况怎么样，仿佛这是个契约，我们得一次又一次地续签。而今天，将是我们第一次没有过去。已经不需要了。那团火已经燃烧在我心里，把以前的我给烧尽了。我对事物的感觉变了，我和他人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纽带了，也没有需要珍视的回忆，或是催我前进的梦想。我爸，这个疗养院，这个国家，群山与风，从我口中说出的词句太远了，像一个死了千百万年的女人的一场梦。这具身体，你见它醒来、吃饭、生长、行走、说话和微笑，但除了灰烬之外，它什么都没有剩下。我对黑夜的惧怕已经消失了，薛定谔先生，您也应该这么做。”赫维希小姐站了起来，走向她的房间。她在门槛上定了一秒，把全身重量都压到了门框上，像是骤然失去了所有的力量。薛定谔求她别走，想起身去够她，可还没等他迈出第一步，她已经过到了对面，把门关上了。
那天晚上余下的时间，他耳窝里装着那对珍珠，忘不了女孩把它们拿到嘴边时的样子，咬开扣针时紧张的嘴唇，取下珍珠时晶莹的唾液。供认使他屈辱，失眠让他绝望，他把珍珠又挖出来拿到了手里，开始自渎。喷射的瞬间，他听见赫维希小姐呕出了一串似乎永无休止的咳嗽，他一瘸一拐地跑向了水槽，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恶心。他一遍又一遍地刷洗着那对珍珠，求水流重现它们的光亮，又把它们放回到耳朵里，如今已不是为了对抗庆典的喧嚣了，而是为了阻挡隔壁止不住的干咳，他听了一整晚的咳嗽，都不知道这痛心的断奏是源自他深爱的女人的喉咙，还是他自己的臆想，因为都第二天早上了，他还能听见它，就像漏雨，规则而令人发狂，更有甚者，它像是潜进了他自己的身体，他开始一动就咳，以至气喘吁吁。
他再次遵循起病人的作息。
泡游泳池，裹着毛皮躺在户外，让山间冰冷的空气和桑拿炽烈的热浪灼烧着他的肺；精油开背，拔火罐，和院里的其他患者一起从这个厅走到那个厅。严苛的重复性治疗成了他全部的生活，他却感到了一种安慰。而这一切给予他的唯一真正的好处是，他的脚踝几乎奇迹般地恢复了。很快他就能不用拐杖自己走了，于是他就可以尽可能少地待在自己的房间；这让他轻松了不少，因为他是能听见隔壁痛苦的喘息和呻吟的，清楚得就好像跟她躺在同一张床上。到了晚上，他会去跟另一个女孩睡觉，她是院里泳池的救生员，病人们会付钱跟她上床，赫维希医生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白天没有治疗活动的时候，薛定谔会像梦游症患者一样在院里游来荡去，漫步在无尽的走廊里，不去想赫维希小姐，不去想他的方程，或是想他的老婆——这几周她肯定在不停交媾呢，而他却在幻想着一个少女。他想到一康复就要回去上课了，枯燥地重复那些东西，学生空洞的眼神，在手中慢慢解体的粉笔的肌理，突然间，他就像看到了未来所有的生活、一系列同时发生的平行的场景、在所有可能的路径上不断分叉的各种可能性：其中一个分支上，他与赫维希小姐私奔了，共同开启了一段新生活；另一个分支上，他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在疗养院中奄奄一息，淹死在自己咳出的血里；第三个分支上，他老婆抛弃了他，他的研究却开花结果；而在大部分分支里，他还是走着迄今为止的那条老路，维持着跟安妮的婚姻，在欧洲的某所不知名大学教课，直至死神降临。被郁闷击倒的他下到了一楼，来到院子里，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他毫无心理准备，外边竟是这样一派荒凉的景象，仿佛有谁把整个世界都抹掉了。原本是湖的地方，周围应该有圈树的，还有远山衬着，而今所见却只是一块巨大的裹尸布，一层雪，这么白，这么均匀，风景的痕迹一点都没剩下。所有的路都堵上了。薛定谔想走也走不了。他只能又钻回到院里，怀着一种难忍的禁锢感与幽闭恐惧。
随着新年的临近，他的健康每况愈下。被发热支配的他不得不中止了散步，转为卧床休息。他的皮肤变得尤为敏感，连被子的摩擦都会叫他难受。只要他一闭眼，就能听见餐厅里勺子的碰撞、游戏室里象棋的移动和厨房中蒸锅的嘶叫。他不仅没有回避它们，还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了那上头，试图以此淹没赫维希小姐的气息；那小股的空气只能将将钻进她发炎的喉咙，都没法充满她的肺部。薛定谔只想推倒隔开两人的那道门，把那得病的女孩抱在怀里，可他得克制住那股冲动；他都凑不足体力去写下他正式提出方程的那篇论文的标题。他已经下定决心了，就这么原封不动地把它发表出来吧，让别人琢磨它的意义去，假定它真有什么意义的话。坦白说吧，他已经无所谓了：赫维希小姐每咳一下，他周身就会一阵控制不住的抽搐。这复发现象似乎影响的是整个疗养院，保洁员已经两天没来打扫房间了，而当他打去前台投诉时，人告诉他说，大家都在忙着处理更要紧的事情。今早死了两个孩子，就是薛定谔之前在餐厅里看到的那对双胞胎，吊在赫维希小姐脖子上的那俩。薛定谔无处发泄，只能请他们道路一能走了就通知他，他只想尽早离开。
次日，天降暴雪，薛定谔整个白天都躺在床上，看雪片在窗沿上越积越厚，看着看着就又睡着了。叫醒他的是两记敲门声。他顶着乱蓬蓬的头发，穿着沾有食物残渣的睡衣就去开门，可门外那个男人的状况看着比他还要糟得多；赫维希医生就像是薛定谔见过的刚从战壕中归来的士兵，眼睛都是浑的，蒙着一层芥子气的雾。这位东道主跟他道了歉，说他房间这么乱也没人过来打理，这是不可原谅的，可疗养院正在经历一场真正的危机。前台已经告诉他了，说薛定谔想走，他现在只不过是来转达他女儿的口信：他有没有可能在临走之前再给她上最后一堂课呢？医生讲这话时，眼睛是看着地的，仿佛他提出的是个罪孽深重、不可饶恕的请求，而薛定谔几乎掩饰不住他的热切。当医生说，他真不想麻烦他，他完全可以理解，他要求得是太多了，薛定谔笨拙地就穿上衣服，说一点不麻烦，恰恰相反，他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而且他现在就可以去，立刻马上，有五分钟梳梳头就好了，都不用五分钟，只要找到鞋子，该死的鞋子放哪儿了！看他跌跌撞撞地绊到这儿绊到那儿，医生面无表情，只有失去了这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的人才会摆出这样一张脸。对此薛定谔很不解，直到他看到了赫维希小姐。
她脸色苍白，骨瘦如柴，陷在一大堆靠垫里，它们围着她摆了一圈，像一朵魔花的花瓣。她看着太瘦了，薛定谔不禁自问，难道他俩的时间不一样快吗；就这么几天，一个人不可能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吧？她脖子上的皮肤都变透明了，静脉清晰可见，薛定谔都能目测她的脉搏。她的额头上渗着汗，双手因发热而颤抖着，身形似乎缩到了九岁女孩的大小。薛定谔没敢进屋，他愣愣地站在门槛上，而赫维希医生就等在他身后。终于，女孩睁开了眼睛，向他投来了和第一节课时相同的责怪的目光。她对她爸爸说，让他们单独待会儿吧，又叫薛定谔坐下。
薛定谔正要去搬椅子，女孩拍了拍身边的床垫，示意他坐到床上。他不知道该看哪里好，他没法将自己一直梦想的那个女人跟眼前这个对起来。她请他看看她的作业时，他才长出了一口气，她把上次的题给做完了。薛定谔看着那些练习题，而他刚拿起那本本子时，仿佛都理解不了那些数字。他自己给她出的最简单的方程，学校里教的那种，他都解不开，就迷茫到了这种程度。为了掩饰，他找出了其中唯一有点难度的题，请她讲讲，她是怎么得出那个解的。赫维希小姐说她讲不出，解是自己跳出来的，她花了很大力气往回推导，才写出了这些过程。薛定谔坦白说，他以前也有这个毛病，但进了大学，为了满足老师的要求，就抛弃了这个靠直觉计算的习惯，只有到了最近，他才放飞直觉，结果它飞得太远，都找不到回来的路了。赫维希小姐问他，方程有进展吗？薛定谔站了起来，开始来回踱步，讲起了他公式里最怪异的地方。
乍一看，他说，它很简单，应用在一个物理系统里的时候，可以描述它未来的演变，那如果用在像电子这样的微粒上呢，就可以展示出它所有可能的状态。问题就在于它的核心术语，即方程的灵魂，薛定谔称之为波函数，用希腊字母ψ来表示。人在一个量子系统中可能希望获取的信息全都被编集到这个波函数里了。可薛定谔不知道它是什么，它有波的形状，却又不可能是真实的物理现象，因为它的运动不在这个世界上，而是在一个多维空间里，又或者它只是数学的造物。唯一不容置疑的是它的强大，它能做到的事几乎是无限的。至少最一开始，薛定谔想把他的方程应用于全宇宙，作为其结果的波函数将把万物的演化都囊括其中。可他要怎么说服别人它存在呢？ψ是监测不到的。它不会在任何仪器上留下痕迹，最精细的设备都捕捉不到它，最先进的实验也不行。这是个全新的东西，其性质与我们可以毫厘不差地描述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薛定谔也知道，这就是他渴望了一辈子的发现，可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他的研究没有建立在任何已知的事物上，这方程本身就是个开始，是凭空从他的脑子里冒出来的。而当他转过身去，想看看赫维希小姐跟不跟得上他冗长的演说时，他见女孩已经睡熟了。
薛定谔发现，她美得一如往常。他挪开了她身旁的靠垫，帮她把落到脸上的那绺头发往后拨了拨，突然忍不住想碰她。他轻抚过她的脖子、她的肩膀、她的锁骨，沿着她睡衣的吊带来到了她胸部小小的弧度，又绕着他想象中乳头的所在转了一圈。他下到了她的肚脐，在距离她阴部几毫米的地方停了下来，颤抖着，再不敢往前了。他闭上眼睛，屏住呼吸，听着赫维希小姐断续的喘息声；再次睁开的时候，她把她盖着的被子一掀，只见她已变身为了他噩梦中的那位女神，满覆着痂和脓疮的一具黑皮尸体，那骷髅头咧开了嘴，舌头耷拉在外面，双手则扒开了她萎缩的阴唇，在那儿，一只巨大的蜣螂被缠在了一丛白毛里，正扑腾着双腿。那幻觉只持续了几分之一秒，被子就又盖回到了赫维希小姐身上，她似乎一直睡着没有醒，薛定谔则落荒而逃。他收拾起他的文件，没付账就逃出了疗养院，拽着行李，顶着狂风赶往火车站，也不知道铁路是否仍因大雪而封闭。
四、不确定性的王国
在苏黎世，薛定谔不仅恢复了健康，而且似乎冷不丁地就被天才附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