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肯·查菲的败选让我想到保守主义运动机构对共和党的另一种控制术：他们不光支持听话的共和党政客，还惩罚那些不听话的。查菲在初选中遭遇了来自右翼的卑劣阻击。他的对手史蒂夫·拉菲（steve ffey）从“增长俱乐部”得到了100万美元以上的资金支持，该组织的专长就是教训那些对减税不够热心的共和党人。2001年，时任该俱乐部主席的斯蒂文·穆尔（stehen oore）宣称：“我们希望被视为减税的执行员。”该俱乐部对于逼走查菲寄予厚望：两年之前，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初选中，“增长俱乐部”资助的一名候选人几乎击败了另一位相对温和的共和党人阿伦·斯佩克特（arlen secter）参议员。而这些阻击是有威慑力的，正如一位共和党议员在2001年说的：“看看共和党人统统投票支持布什的减税方案，你就会明白，他们是很小心谨慎的，他们可不想让史蒂夫·穆尔在自己的选区招募候选人。”

斯佩克特首次当选参议员是在1980年，这使他成为旧时代的遗物—那时共和党还是能给温和派留一席之地的。

但较年轻

的共和党政治家基本上是在一个为保守主义运动所决定的政党中长大的。极右派早在1972年就接管了“大学共和党人”，而那年当选该组织主席的不是旁人，正是卡尔·罗夫。桑托伦、诺奎斯特、拉尔夫·里德（ralh reed）与阿布拉莫夫也均是“大学共和党人”校友中的名人。保守主义运动分子主宰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这意味着议员候选人是由他们招募的；势所必然的是，他们选的人都与自己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国会中仅存的一些共和党温和派，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在里根上台之前进入国会的，或者至少是在1994年的选举之前，那次选举锁定了金里奇这派共和党人的主宰地位。

最后一点，保守主义运动的机制确保共和党一以贯之地追求不变的目标，而民主党则绝无这样的连续性。吉米·卡特想制定一套国家能源政策，以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但最终只是想想而已；没有人觉得比尔·克林顿会捡起吉米·卡特撂下的挑子。罗纳德·里根想大幅削减社会保障福利却没有成功，保守主义运动仅视之为一场战术性挫折。在1983年的一篇文章中—此文现在已很有名，卡托研究所与遗产基金会的分析员呼吁采取“列宁式战略”来破坏民众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主张“在政治上准备阵地，以使过去18个月里的惨败不再重演”。小布什将社会保障体系私有化的图谋依据的就是这项战略，而且除非保守主义运动最终像“新政”之前的保守主义那样被彻底击败，将来还会有更多这样的图谋。

金钱收买了政党

党派裂痕不断深化的机理很明显。针锋相对的党派对立之所以成为通常现象，是因为共和党人右转了。而共和党之所以右转，是因为它被保守主义运动分子接管了。但终极的原因在哪里，这个问题仍未解决。讨厌税收的富裕家庭、痛恨监管的公司利益集团、认为福利国家非法的知识分子一直都存在，不过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群体处于边缘状态，被两党当成怪人对待。是什么把他们变成了足以改造美国政治的强大力量呢？

保守主义运动分子（如果他们还会费心去想自己为什么得势的话）视此为一个好理念战胜坏理念的故事。这个故事大致如下。“大萧条”和左派的宣传误使人们相信，需要有个大政府来保护自己，而大政府的机制后来就凭借自身的力量越来越巩固了。但在米尔顿·弗里德曼、罗纳德·里根等勇士的教导之下，共和党人逐渐明白了政府本身就是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党派分歧之所以还存在，不过是因为一些人依然执迷不悟。

这样来叙述政治的变化，就像是一部英雄史诗，另一个极端的说法是，贫富不均的加剧是保守主义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这一观点有些机械论的味道，正如我在第1章中说明的，我是带着这样的观点动笔写本书的。这一观点的大意是：金钱能买到势力，而由于科技变化等加剧贫富不均的因素，最富的一小群美国人越来越富，最后甚至有了充足的金钱来收买一个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