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起诉使得大姨、四叔与我爸妈彻底撕破了脸。

他们离开了鸿运饭店，却依旧没有停止搜集证据。

1998年，我19岁，他们筹备了许久的二次起诉，仍旧以败诉了结。

1999年，我20岁。

我考上了大学，在一次回家的时候，由于爸妈生意不顺，再度酗酒，我经受了此生最严重的一顿打。

他们冲着我的腿揍，抄起板凳砸断了我的腿骨。

从头上淌下的血液遮挡了我的视线，我只能凭藉拳点和各式工具带来的痛感，判断他们的位置。

我是在接受爸妈的爱，可是那次打得实在太狠了，求生的本能叫我拨通了四叔的电话。

我说不出话，给他听了近乎一个小时的殴打声响。

我睁眼时，已经身处医院。大夫告诉我，我腿部落下了残疾。

我问那守在我身边流泪的姑姑一家以及大姨。

“我爸妈呢？”

他们说，在法庭和四叔对峙。

这回四叔赢了，我爸妈被送进了监狱。而接受不了此事，变得暴怒无常的我，则被大姨和姑姑们含泪送进了精神病院。

在那里，大夫将我十多年来的看法推翻了。

他们告诉我，我爸妈那样对我，并不是因为爱我，他们是在为自个儿恶性的情绪宣泄方法找藉口，而我是他们不成熟举动的牺牲品。

他们告诉我，我爸妈那样是家庭暴力，是暴力，不是爱。

我流着眼泪问他们，暴力和爱的界限在哪里。

他们说，当我意识到那是暴力的时候，当我只能从中感受到痛苦的时候，它就不能称是爱了。

我在精神病院待了一年多。

出院后我复学了，生活很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