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话常说，年幼时最乖巧听话的孩子日后便最容易闯大祸。

我起先本是不信的。

没想到，薛有山头一回出格，便是他向我大伯和伯母坦白他喜欢上了一个男人。

男人爱上男人算什么？

那叫爱么？

我搞不懂他，只听他像是着了魔似的说他对那男人一见钟情，非娶他不可。

断子绝孙，大逆不道。

大伯本来该这么说的，至于为何没说，自然是因为薛有山当即呕出了一口血。

他说——

“我就要死了，也不在乎死得更早些。”

他还说——

“我不在乎郑槐是否答应，死人哪里有完全心甘情愿的。”

我那时的想法只有两个：其一，薛有山终于疯了；其二，那可怜人原来叫郑槐。

薛有山的病是从那时候起开始加重的。

也自那时起，他开始写信，我知道他一直在给郑槐写信，但没有一封真正寄到了郑槐手中。

与此同时，我出现了癔症的前兆，不论是中式还是西式的药都吃了，没用，很自然地出现了失去意识并发狂的症状。

某日清醒，我偶然碰见薛有山惨白着脸瘫在床上写信，于是问了一嘴，他究竟何时才把信寄给郑槐？

他说，他活不长了，这些信得等到他死了后才能寄过去。

我问他，他死了怎么寄信？寄过去又是为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