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在中国叫做东北军的满洲军队的大部转移到长城以南中国本土来的背景。日本侵略热河时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张学良当时没有在医院里，其实他是应该住

院的。南京没有给他任何支援，也没有作抵抗的准备。总司令为了要避免打仗，准备让热河也沦于日本之手——结果就是这样。张学良背了黑锅，驯服地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在全国义愤填膺的情况下，总得有人辞职以谢国人。本来这不是蒋介石就是张学良，结果是张学良屈服下台，他到欧洲去“考察”一年。

张学良在欧洲所经历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不是他见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会晤了麦克唐纳2，也不是苏俄愚蠢地不让他去访问，而是他治愈了吸毒恶习。他象许多中国将领一样，几年前在作战间隙染上了吸鸦片的恶习。要戒烟不是件易事；他没有时间进行必要的长期治疗，他天真地盲目相信的一个医生告诉他可以用打针的办法治愈。他固然戒掉了烟瘾，可是等到疗程结束时，这位少帅却成了一个吗啡鬼了。

我在一九二九年在沈阳第一次见到张学良时，他是全世界最年轻的独裁者，当时他的气色还不错。他人很瘦，脸色清癯发黄，但是思想敏捷活跃，看上去精神饱满。他是公开激烈反日的，他很想实现把日本赶出中国和把满洲现代化这两个奇迹。几年后他的健康状况大为恶化。他在北京的一位医生告诉我，他一天用“药”要花二百元钱——这种药是特别调制的吗啡，从理论上来说能够“逐步减少用量”。

但是在欧洲，张学良取得了一个大胜利，他戒了吸毒恶习。到一九三四年他回国时，他的朋友们看到他又惊又喜：他的体重增加了，肌肉结实了，脸色红润，看上去年轻了十年，人们在他身上有看到了年轻时代那个杰出有为的领袖的痕迹。他本来思维敏捷，讲究现实，现在他就给他这种头脑一个发展的机会。他到汉口重掌东北军的统率权，当时为了打红军，东北军已调到了华中。尽管他过去犯有错误，他的部下仍旧热烈地欢迎他回来，由此可见他人望之高。

张学良实行了新的生活习惯——六时起床，锻炼身体，每日练武读书，吃的是粗茶淡饭，过的是简朴生活。当时东北军还有十四万人，他除了同军官以外，还同部下直接接触。东北军开始出现了新面貌。怀疑派逐渐相信，少帅又成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人，因此认真对待他在回国时立下的誓言：他要把毕生精力用于收复满洲，为人民雪耻。

与此同时，张学良对总司令还没有失去信心。在他们的全部交往的关系中，张学良对那个长者始终忠心耿耿，从未动摇，他曾经三次拯救那个长者的政权免于崩溃，而且充分信任那个长者的识见和诚意。他显然相信蒋介石所说的要收复满洲，决不再未经抵抗就让出一寸领土的话。但是，一九三五年日本军国主义者继续进行侵略，成立了冀东傀儡政权，并吞了一部分察哈尔，提出了华北脱离南方的要求，对此，南京已经默认了一部分。少帅麾下的官兵甚为不满，特别是在调到西北继续对红军打不受欢迎的内战，而对日本却不开一枪以后，更是普遍啧有怨言。

在南方同红军打了几个月的仗以后，少帅和他的一些军官开始有了几点重要的认识：他们所打的“土匪”实际上是由抗日爱国的能干指挥员领导的；“剿共”这件事可能要继续好几年；一边同红军打仗，一边要抗日是不可能的；而在这期间东北军却在同自己毫不相干的战事中很快地消耗兵力，土崩瓦解。

尽管如此，张学良把他的司令部迁到西北以后，仍开始大举进攻红军。有一阵子他打了几次胜仗，但是到一九三五年十月和十一月间，东北军吃了大败仗，据说丢了整整两个师（一〇一师和一〇九师）和另外一个师（一一〇师）的一部分。成千上万的东北军士兵“投向了”红军。也有许多军官被俘，扣了一阵子受“抗日教育”。

这些军官释放回到西安以后，大肆赞扬地向少帅作了关于苏区士气和组织的报告；特别是关于红军有诚意要停止内战，用和平民主方法统一全国，团结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这给了张学良很深刻的印象。使他印象更为加深的是，他的部队送上来的报告说，全军都有反对与红军作战的情绪，红军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和“同我们一起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影响到了东北军的全体官兵。

与此同时，张学良本人也受到了强烈的左倾影响。他的东北大学的许多学生来到西安，在他手下工作，其中有些是共产党员。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日本在北京提出要求以后，他传话到北方去，凡是抗日的学生，不论政治信仰如何，都可以投奔到西安府来。在中国其他地方，进行抗日宣传的人都遭到南京的逮捕，唯独在陕西，他们却受到了鼓励和保护。张学良的一些年轻军官也受到学生的很大影响，当被俘的军官从红区回来，谈到那里到处都有公开的抗日群众团体和红军在人民中间的爱国宣传时，张学良开始越来越把红军当作天然的盟友而不是敌人了。

据王牧师告诉我，就是在这当儿，也就是一九三六年初，有一天他去拜访张学良，开门见山地说：“我是来向你借飞机到红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