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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本质上都绝对正确, 毫无问题,但会议室里还是渐渐静下来,变得一片死寂。
好几对高级向导和哨兵的脸色都相当难看。
“……又来了!把哨兵说得好像狗一样!”
“他懂什么?!?”
“有什么办法?真出了事,还不是要他去收拾吗?再觉得狂妄可恨也只能听着……你为什么老老实实坐在这不去打他,不还是因为打不过吗?”
“毕竟是危响的保险栓,普通向导搞不定的安抚和治疗也都靠他吧?还有向导突发受伤、生病、意识不清,也要他去应急接手……”
“他本来不就是干这个的!没有哨兵的混蛋, 公、用、向、导……”
“你以为被他‘安、抚’‘治、疗’是多舒服的事?!我每次都宁可死了!”
“你们没见过那种场面吧?上次大面积精神污染爆发,十几个向导全倒了,他去接滞留哨兵,简直像浩浩荡荡牵了十几条大型犬……”
私底下的议论尖锐抵触,又透着浓浓的忌惮和恐惧,让铃铎一阵不适,皱紧眉看向沈未明。
沈未明无疑是听得到的。
但他显然没当成“有必要理解”的信息,依然在操纵投影,用那种毫无波动的语调念着那份具有浓厚个人风格的干预方案,甚至提到了极端情况下对精神壁垒的“可控摧毁”。
必要时刻,他认为应当允许强制摧毁向导和哨兵的精神壁垒,进入某种绝对可支配模式。
这套方案在逻辑上无懈可击,不论是任务成功率,还是哨兵、向导的生还率,也都指向最优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