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警车带到暴雨现场的嫌疑人叫宫崎勤。他杀害了四名四岁到七岁的女童，不仅毁坏尸体，还将被害人的遗骨丢弃到她们各自的家门口，手段非常残忍。作案后宫崎发现警方并未注意到他，便以“今田勇子”的假名给媒体寄了一封犯罪声明。他不仅夺走了无辜女童的性命，还往家属伤口上撒盐，真是卑劣至极。

他出现时被一群刑警围在中央，头上蒙着一件外套，完全看不到脸。他走了几步便停住，伸手指了指地面，那应该就是抛尸的地点。

警方用行动告诉在场的每一个人：基于人权，不能公开嫌疑人的脸。我看着取景框，不由得怒上心头。这世上对人权最大的侵犯，就是杀人！我克制着自己才没把那台坏掉的相机砸到那个恶棍脸上。

“宫崎事件”的四个诱拐地点分别是埼玉县入间市、饭能市、川越市以及东京都江东区，十分分散。宫崎驾车四处流窜，若将这四个地点囊括进一个圆圈内，半径可达二十五公里。

四起案件发生在一九八八年八月至一九八九年六月之间，前后共十个月。警察厅是在一九八九年九月一日将其列为跨区域侦查重要案件的。可事实上，在这之前的七月宫崎已经因为其他案件被捕——在东京都八王子市猥亵一名女童时被其父亲扭送到警察局。嫌疑人已经进了警察局，那么所谓的“跨区域侦查重要指定”是怎么回事？难道并非为了逮捕凶手，而是为了公平立案，维系各个警察局之间的关系？

与这起“警察厅跨区域侦查重要指定事件第一一七号”相比，在方圆十公里内多次案发的北关东案看来像是同一个人连环作案。

只是，这个假设有个致命的缺陷——这五起案件中，有一起的“凶手”已经被捕，案子已经“侦破”。

之前提到的“足利事件”中，把小真实从弹珠游戏厅带走并杀害，被栃木县警方逮捕的人，就是菅家利和。被捕时，菅家四十五岁，是幼儿园校车司机。

将他定罪的决定性因素是“自供”与“DNA型鉴定”。

那是日本法院首次在判决中将DNA型鉴定视作证据，这让菅家的有罪判决板上钉钉，他被当庭宣判无期徒刑。打开当年的报刊，还能轻松找到《科学侦查的结果》《“1000人中仅有1.2人重复”的DNA型鉴定》等警方自夸的评论文章。

若我的假设成立，上述“事实”将会被推翻。媒体必然哑口无言。

足利市发生的三起案件——“足利事件”“福岛万弥事件”“长谷部有美事件”是被当作连环案件来侦办的。对菅家的调查也沿着这个方向严格进行。可是，“足利事件”之外的两起案件最终都以“不起诉”的结果莫名其妙地结案了。对媒体来说，连环案件中其中一起的凶手被逮捕、起诉、判刑，他们对其他案件的关心程度便会骤然降低，公众也会产生连环案件已经侦破的错觉。

可是，在“连环案件破案”之后，为何还会发生太田市的“横山由佳梨事件”？这就是我明知连环案件的凶手已经抓到却依然坚持调查的原因。即便“足利事件”是被最高法院驳回上诉而定罪的，我依然抱着解开疑惑的决心，伏案埋首于海量的资料中。

菅家在狱中一直坚称这是一起冤案，可是并未被采信——总有受刑者声称自己蒙受冤屈、遭到错判。菅家原本就是自供，还有科学警察研究所（以下简称“科警研”）的DNA型鉴定当作物证。作为日本科学侦查的最高机关，科警研的DNA型鉴定怎么可能出错呢？鉴定的精确度已达到“1000人中仅有1.2人重复”，被鉴定结果锁定的人又亲口招供了——菅家必是真凶无疑。

日本刑事案件的定罪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九点八，冤假错案几乎不存在。况且这次的证据是自供与DNA型鉴定。什么连环案，都是我的妄想。我非常清楚，对于记者而言，这种假设是万万碰不得的雷区。

我对自己说：停下，赶紧停下！再纠缠这种危险的案件，别说撼动日本，自己的饭碗都可能不保。我将拼接地图叠起来，啪地扔回桌上，关掉电脑。回家前不如先去高架桥下的烧烤店喝点啤酒吧，店门口的红灯笼在召唤着我。我站起身来背对着桌子。

下一瞬间，我脑海中浮现出了那几个孩子的脸……

真的要放弃了吗？菅家被捕后发生的“横山由佳梨事件”凶手真的另有其人，只是作案手法相似吗？我又不自觉地转身面对办公桌，扫视着桌面，视线最终落在刚刚扔下的地图上。心情说不出来地糟糕，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越深入调查这一连串案件，我越是有种“这里头有古怪”的感觉。我背着挎包，单手将那份折起来的地图轻轻地打开。五个圆形标记集中在地图中央，只有一个已经“破案”，十分怪异。

我缓缓坐回桌前。

我把挎包取下，放在脚边，从上衣口袋中取出一支圆珠笔，下意识地按动着按钮。我坐在椅子上转圈，两手交叉抱住后脑勺，仰头望向天花板上刺目的白炽灯。

假设一下。仅仅是假设，万一——不，一百万分之一的可能，如果菅家是被冤枉的……

我对这五起案件的思路发生了巨变。

宛如奥赛罗棋的黑白逆转，如果将已经定罪的“足利事件”从黑面翻成白面，整个棋盘上的颜色便全是白色，这一连串案件就变成了“北关东连环杀童案”。而我必须直面以下事实：真凶依然逍遥法外。

五个小女孩接连失踪或丧命，凶手本该被处以死刑，现在却安然无恙。一无所知的人们每天在路上、超市、游戏厅与这个罪大恶极的凶手擦肩而过。那个看上去那么喜欢孩子、与小女娃娃漫不经心聊天的人居然是连环诱拐杀童案的真凶。假如，明天出现了第六个被害人……

不！绝不可以再出现这样的事。倘若我最后白忙一场，证明“足利事件”早已妥善解决，也是不错的结局。可如果意识到冤案的可能性却袖手旁观……我不敢往下想。

我的视线又移到堆积如山的资料上。我要继续从中寻找线索。

日复一日，我的调查范围不断扩大。

曾经有人告诉我：调查一百页资料，才能写出十页的报道；如果只调查十页，就只能写出一页的内容。我只能一点一点寻找线索——从报纸到资料里的起诉书、初始陈述书、判决书……连日在台里、图书馆、资料室埋首，案头的文件越堆越高，摇摇欲坠。我反复阅读菅家的供状，试图从中找出矛盾点；又对照案发地的地图搜集信息；有时也进行电话采访。与此同时，我开始学习DNA型鉴定的基础知识。

任何资料我都不轻易相信。警方与检方的调查书、初始陈述书都将被告描述成罪犯，媒体报道的内容几乎全来源于日本司法机关提供的信息，辩护律师撰写的材料则只是一味地辩护。

作为记者，我不为他人的利益去采访报道，只以事实为依据。自打从事这份职业以来，我便牢记：兼听则明。

调查到了第二周，我突然发现一件怪事。

当时房内夕阳西晒，我埋首纸堆，手里拿着一份薄薄的资料。这份资料不知为何始终萦绕在我心头，我曾经无数次拿起又放下。这次我突然看懂了它。

这是一个媒体和司法人都未曾留意的事实，分量轻到所有人都轻易地忽视了它。我找出与这份资料相关的其他资料，将它们装进一个黑色文件夹。文件不断增厚，我反复检查确认其中有无矛盾之处。

一个男人的身影逐渐浮现在我眼前，一个推论直击我的大脑。

次日，我将五名女童的照片打印出来，并排摆在桌上。

此次报道的宗旨是追踪未侦破的案件，可如果我追踪调查的是“已侦破的案件”，这能成为一个节目吗？《ACTION：撼动日本》要怎么办？

我叠好地图，拿起女孩们的照片。它们有着一股强大的力量，能把屡次想去烧烤店的我重新拉回座椅上。

我实在无法置之不理。

心中已有打算的我将这五张照片夹到记事本中，离开了办公桌。

一个记者，不去现场，不去采访，一味空想有什么用？

我要立刻出发。去现场。

* * *

[1]1969年11月成立，由日本报社、电视台等报道机构联合组成的独立组织，是日本记者交流、采访的重要活动场所。

[2]管辖日本东京都治安的警察部门，由日本警察厅直接监督管理。

[3]1998年，日本和歌山发生一起毒咖喱案，祭典中的咖喱被掺入砒霜，造成4人死亡，多人送医。

[4]1995年，日本东京都八王子市的一家超市发生枪击案，3名女店员被杀害；2000年，日本东京都世田谷区的宫泽干夫一家4口被灭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