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描绘的画面与1929年的美国大相径庭。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是个两极分化的国家，少数人极为富有，而大众生活困苦；50年代的美国则焕然一新。《时代》报道的开头如下：“就算在最小的城镇、最偏远的地域，美国都穿着一套非常繁荣的、中产阶级的衣饰……人们并没有变得富裕，但能维持生计的人从未有如此之多。”20年代的美国是一个政治两极对立的国家，占优势的右翼与做困兽之斗的左翼剧烈分化；50年代的美国是个政治中庸的国家，“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的见解与政治思维惊人一致”。工会已成为上层建筑中的稳定机构。农民快活地告诉这位从《时代》杂志来的人，如果农业补贴是社会主义的话，他们就是社会主义者。

这位《时代》编辑的印象（美国已成为一个中产阶级为主的、奉行中庸之道的国家）并没有坚实的证据来支撑，但尽管如此，许多人都有这种类似的印象。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为其批判战后美国价值观的著作取名为《富裕社会》（the affent society），固然是讥讽之言，但其出发点仍然是肯定美国人大都能维持生计。几年之后迈克尔·哈林顿创作了《另一个美国》（the other arica）一书，以提醒人们，事实上并非所有的美国人都是中产阶级。但他之所以觉得有必要写这么一本书，很大的原因就是，贫困已不再是多数人的处境，并有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之势。

我们将要看到，有数据可以支撑这些观察家的观感。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是个中产阶级社会，这一色彩比20年代的美国强烈得多，也比今天强烈得多。尽管社会不公正仍无处不在（南方仍是种族隔离制度的天下，而且在全国，毫不掩饰的种族主义与歧视妇女是普遍现象），但普通工人及其家庭有很好的理由认为，他们正在分享这个国家的繁荣成果，而这是前所未有的。此外，与前一代人相比，富人的富裕程度大大降低了。

经济史学家戈尔丁与马戈将20~50年代美国收入差距的缩小称为“大压缩”，这表现为富人与劳工阶层

差距的急剧缩小，以及工人工资差别的缩小。他们故意用这个提法，以与“大萧条”相呼应，这也是很合适的：与“大萧条”类似，这场收入差距的缩小是美国史上的决定性事件，使我们的社会与政治发生质变。然而，“大萧条”虽至今仍被我们铭记，“大压缩”却已基本被遗忘。中产阶级社会的出现曾像是虚无缥缈的幻梦，但随后就被视为理所应当、不足为奇。

现在我们生活在第二个“镀金年代”，战后时代的中产阶级社会在快速消亡。传统观点认为，这虽不是好事，但却是由我们无法掌控的力量带来的。然而，“大压缩”的经历却有力地反驳了这种宿命论的看法，它证明了政治改革能带来更平等的收入分配，并在此过程中为民主创造更健康的氛围。

让我就此再多言几句。在30年代，与今天一样，针对采取措施缓解不平等的呼声，保守派一条主要的反对论据是，做什么都于事无补，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政策可以明显提高劳工家庭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或者即便可以这么做，也势必会破坏经济。然而，罗斯福与杜鲁门却以一定的方式成功地促使收入与财富急速被再分配到社会下层，从而使美国社会比之前要平等得多。并且经济不但没有因为这场再分配而遭到破坏，“大压缩”还奠定了一场延续一代人的经济大繁荣的基础。如果他们当时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今天也应该可以再现他们的成就。

那么他们是如何做到的？稍后我将探讨几种可能的解释。现在，先让我们对“大压缩”之后，即1955年左右的美国景象进行一番更细致的审视。

中产阶级的画像

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纽约长岛的“黄金海岸”—曾是“长镀金年代”的“北岸”富人区、共和党的金融枢纽，已然胜景不再。一些大厦或是早已被贱卖，或已被推平，为中产阶级的标准化住宅区腾出地盘，或已被改造，供各种机构使用（乡间俱乐部、疗养院、宗教静修所至今仍占据那里的很多大地产）。其他大厦已被送给非营利机构或政府，以免于缴纳房地产遗产税。

“那些传奇地产死于谁手？”长岛的报纸《纽约日报》在剩余建筑的指南手册中问道。该报的回答大体正确：“三个沉重打击：联邦所得税的出现；‘大萧条’的经济损失；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家仆工作的吸引力降低，而维持舒适的生活方式原本需要大量佣人。”

如果“黄金海岸”的大厦代表了“长镀金年代”的长岛，那么在20世纪50年代代表长岛的，无疑是1947年动工的莱维特城（levittown）这一典型的战后郊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