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6 部分

以今天豪宅的标准看,威廉·莱维特当年修的房子都很小:最早的双卧室户型只有750平方英尺[3]的使用面积,没有地下室。但这些都是私人的、单栋的住房,配好了洗衣机和其他家用电器,对美国的劳工阶层而言,这些住房所提供的生活水准在过去是遥不可及的。而且这些房子建在郊区,说明普通家庭必定拥有私家车,虽然1929年未必如此,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则是确定无疑的了。

莱维特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将战争期间用于修造兵营的建筑技术应用到民房上。但莱维特之所以认定他修的房子会有大众市场,就是因为美国经济的重心急剧下移,而事实上,他的判断也是正确的。富人在1929年拥有的购买力一去不返,普通工人的购买力却远胜于以往任何时期。

比较20世纪20年代与50年代的统计数字是有些靠不住的,因为在福利国家出现之前,美国政府觉得没有必要收集多少有关人们收入与开支状况的数据。当罗斯福在第二任总统就职演说中提到“13的国民住房条件恶劣、衣衫褴褛、营养不良”时,他是在猜测,而不是宣读官方的统计数字。实际上,美国一直没有对贫困给出正式的官方定义,更不用说对贫困线之下的人口数目进行官方估算了。直到1964年,美国才给出了一个定义,以帮助约翰逊总统确定“伟大社会”的目标。不过,尽管存在数据方面的局限,20~50年代,美国前所未有地变成了一个中产阶级国家,这确是显而易见的。

20世纪20~50年代,收入差异的剧烈缩小部分是由于平均化的缘故:50年代的富人要比20年代的富人穷得多。我的意思就是真正的变穷:我们不是在谈论相对贫穷,即越来越跟不上收入增长的步伐,而是在谈论购买力的大幅绝对下滑。50年代中期,美国1的最富者的实际税后收入可能要比一代人之前的水平低20~30,而占总人口01的极富者的实际收入要比20年代的水平低一半多。50年代中期1最富者的实际税前收入约与1929年相同,而01极富者的税前收入下降了约40,对富人征收的所得税税率剧增。

与此同时,中等家庭的实际收入自1929年以来大体上翻了一番,大多数家庭不仅提高了收入,生活也更有保障。雇主提供各种新型的福利,如医疗保险和退休金计划:战前只有极少数美国人享有医疗保险,但到1955年,60以上的人至少享有最基本的医疗保险,即

偿付住院费用的保险。并且由于联邦政府为失业工人提供失业保险、为退休者提供社会保障等关键的福利措施,私人就业新获得的保障也增强了。

所以相比于20年代,50年代的美国劳动者的境况要好得多,但经济精英的境况却变差了,并且美国劳动者内部的经济差距也缩小了。现有的数据表明,到20世纪50年代,不熟练及半熟练工人(例如装配线上的工人)与机械师等较熟练工人的薪酬差距大大缩小。律师、工程师等受过正式教育的雇员相对于体力劳工的薪酬优势与20年代相比也大大降低了,比今天的情况也要低。

只有在解释人的生存状态时,经济统计数字才是有用的。这些统计数字也的确讲述了一个人性化的故事,即美国社会巨大的经济民主化。

一方面,大多数美国人有史以来第一次有钱享受体面的生活。我知道“体面”这个词有些模棱两可,但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在20年代已经出现了一些科技,这些科技创造出了现代生活所需要的主要的舒适与便利。若把一位现代美国人带回到林肯的年代,他必定会对生活品质的粗劣感到惊骇,而且钱再多也无济于事。但若把一位现代美国人带回到20世纪20年代晚期,如有足够高的收入,他会发现生活大体上是不错的。问题是,20年代的美国人大都过不上这种不错的生活。拿最基本的舒适条件来说:美国大多数的乡下人仍然没有室内卫生管道,而许多城市人不得不与别的家庭合用各种设施。洗衣机有了,但并非家家配备;私人汽车与私人电话也有了,但只有少数家庭拥有。1936年盖洛普机构预言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阿尔夫·兰登(alf ndon)将大获全胜。盖洛普何以会犯下如此大错?它根据的是电话调查,而当时只有约13的美国住宅装有家庭电话,而没有电话的人倾向于支持罗斯福。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不少。

但到了50年代,尽管仍有一些美国乡下人依赖户外茅厕,也有一些城市家庭住在盥洗室外置的廉价公寓里,但这明显是少数。到1955年,大多数美国家庭拥有一辆汽车,而70的住宅都安装了电话。

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代人的时间里,作家菲茨杰拉德说的富人“与你我不同”很大程度上成为一句虚言,而这可谓是空前绝后的。在50年代,美国很少有人过得起一种奢华的、足以与中产阶级形成强烈反差的生活方式。富人的房子也许比大多数人的大,但他们再也没有能力住在豪宅里,尤其是因为他们养不起打理这些深宅大院所必需的仆人。富人与其他人在服饰上的传统差异基本消失了,究其原因,一是普通工人已有钱购买(并清洗)好衣服;二是富人再也无法维持旧日的穿衣方式,那需要大群仆役来服侍他们上装与卸装。富人传统上在出行快捷方面享有优势,直到今天人们还称高档店铺是开给“马车顾主”的,而在汽车普及之后,连这个优势也消失了。

如果说上述的一切都给美国人带来一种新的尊严感,我想这不是一种浪漫的想象。我们对“长镀金年代”的美国所知的一切都说明,尽管这个国家有民主的意识形态,但那是一个阶层观念很强的社会,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