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74

资料来源：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the ndition of education2003，第47页。

难道不是到处都这样吗？不，程度不同。对“代际流动”（即子辈地位胜过父辈的概率）进行跨国比较不能反映实情，因为各国统计的数据在性质上不会完全对应。虽然如此，也可明显看到，似乎霍雷肖·阿尔杰的小说更符合欧洲的情况：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流动性最高，而且研究结论大都显示，美国的流动性低于法国和加拿大，也许连英国都不如。不但美国人拥有的机会不平等，美国机会的平等度也低于西方其他地方。

原因不难理解。单就美国与众不同地缺乏全民医疗一项，就使不幸未生于富家的美国人遭遇一项劣势，因为低收入家庭的美国子女常没有保险，他们更易罹患会让生活脱离正轨的健康问题。低收入与社会援助欠缺造成的营养不良，会有相同的影响。影响父母的生活剧变，也会使子辈很难超过父辈，而美国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使这样的剧变更易发生，并使之恶化。此外，美国基础教育的质量也参差不齐，诸如此类的原因还有不少。总之可归结为，虽说“机会平等而非结果平等”的原则听起来不错，但二者的区别基本是臆想的。一个结果高度不均的社会，基本上也必然会成为一个机会高度不均的社会。如果你真心相信，全体美国人有权在起跑线上得到平等的机会，那就应该以此为理由，行动起来促进平等。

因此，美国高度的不平等除了压低大多数家庭的购买力外，还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其他严重的代价。不平等伤害我们的另一个途径是腐蚀美国政治。伍德罗·威尔逊在1913年说：“若

本国有人强大到可将合众国政府据为己有，他们将如愿以偿。”这话几乎很难会出自一位现代总统之口。不过，现在有了这样的人，他们也将政府据为己有。当然并不是全盘掌控，但金钱势力怪诞地扭曲美国政府政策的事例，几乎每周都会被披露出来。

在本书付印时，就有一个惊世骇俗的例子：连一些民主党人都纷纷声援对冲基金经理，这些经理得到了超常的税收减免。借助对税法所做的一种怪异的解释，这些经理（其中一些每年赚十几亿美元）得以使其收入按照15的资本增值税税率来缴税，而其他高收入者的税率则高达35。这一对冲基金赋税漏洞每年给政府造成60亿美元以上的税收损失，相当于向300万儿童提供医疗的开销。其中将近20亿美元落入25个人的腰包。连保守派经济学家也认为，这一税收减免没有道理，应当取消。

但这一税收减免有强大的政治支持，而且不只是来自共和党人。2007年7月，纽约州参议员、民主党参议员竞选委员会主席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r）放言，只有当其他已成定制的税收减免也同时取消，他才会支持填补对冲基金赋税漏洞。人人都明白，这是一种以隐晦的方式阻挠改革的“毒丸”策略。而且人人都怀疑，对冲基金向民主党政治竞选捐助的大笔金钱，推动了舒默采取这一立场，虽然他对此否认。

对冲基金赋税漏洞是个典型的例子，说明收入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如何腐蚀政治。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收入不均如何强化了一股从根本上反民主的势力，即保守主义运动的兴起。正如我在第7章中说的，贫富不均的加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政治的右转，但因果关系还指向另一边。富人新获的财富提升了他们的影响力，维持了保守主义运动的制度，并将共和党进一步推入该运动的轨道。美国政治的丑陋，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收入分配不均的反映。

更广义地说，高度不平等让维系美国社会的纽带变得紧张。美国人信任政府与彼此信任的程度已有长期的下降趋势。在20世纪60年代，多数美国人认同“多数人是可信的”这一说法，现在多数人不认同。在60年代，多数美国人相信政府运行是“为所有人的利益”，今天多数人认为政府运行是为“一些大利益集团”。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美国人日趋强烈的愤世嫉俗情绪，原因在于贫富不均的拉大，这让美国越来越像一个拉美国家。正如政治学家埃里克·尤西拉纳（eric ner）与米切尔·布朗（itchell

own）指出（并以广博的资料说明）的：“在一个贫富悬殊的世界里，经济谱系两端的人都没有多少理由去相信‘多数人是可信的’……社会信任以经济平等为根基。”

缩小收入差距

在讨论减少不平等的途径时，最好区分不平等的两个概念以及减少不平等的两种政策。

不平等的第一个概念是市场收入的不平等。美国当然是个市场经济国家。人们大多以出卖劳动力给雇主的方式获得大部分收入，人们收入的另一个来源是股票、证券、房地产等资产的市场收益。因此，衡量不平等的一个标准是人们出卖各种东西所获收入的不均。市场收入分配高度不均，并且正在加剧。事实上，当前市场收入分配的不均程度与20世纪